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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饿。”
发完这条状态三小时后，我就成了杨哥的女友。
他把饥肠辘辘的我叫出宿舍楼，问我：“想吃什么？”
“糊汤粉。”我脱口而出，眼巴巴望着他。
杨哥紧皱眉头，但还是立马揪着我直奔司门口户部巷。
两天没吃东西的我，一脸生无可恋的我，在一碗飘着鲜美鱼香味的糊汤粉面前，现了原形。
我口含米线，感激涕零地问：杨哥，你怎么不吃啊？”
杨哥顿了顿，抬头望天，又盯着我说：“哥只有十块钱。”
我差点噎住，吸了吸鼻涕，说了句：“哥，我身无分文，你若不嫌弃，我只能以身相许了。”
“好！”杨哥眼睛一亮，笑开了花。
热气腾腾中，我红了眼眶，杨哥那张好看的脸渐渐模糊起来。
杂乱的店铺，我们用筷子夹起饱蘸鱼汤的热油条，趁热送进嘴里，那种鲜香和酥软的口感，很多年都忘不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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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4月，我们大三，读大学的第三个年头。
那段日子我真的太他妈穷了,吃了上顿没下顿。
说来心酸又励志，读大学起，我就没花过家里一分钱。“一贫如洗、三餐不济、家徒四壁”，大概这些词语都是为我量身创造的。
北方小镇的老家，我妈常年体弱多病，吃了几十年的药，我硬是给自己申请了四年助学贷款。周末也不闲着，风风火火到处找兼职，发传单、摆地摊、做家教、当服务员。比我们校长还忙。
杨哥，我们这所不知名学校的不知名学霸，低调寡言。在我弄丢800元生活费的第三天，用他那个月仅剩的10块钱解救了我。
我一直觉得，这世上最好听的三个字，绝对不是“我爱你”，而是“有我在，别饿着，多吃点”。好的爱情从来不用说，用做的。
跟杨哥相识于自习室，一有空我就去自习，要不是那天他向我借英语课本，两年下来我都不知道后面坐着他。
我们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。没有什么风花雪月的浪漫。
杨哥大四时已经开始在外面接项目，从来不用为生活费和明天担忧。而我，一个文弱的穷酸文科女，找工作屡屡碰壁，在拥挤的招聘会现场挤得找不到方向。
“杨哥，我太穷了，什么都没有。”
“我也是。”
“你怕吗？”
“现在有你了，一切都会有的。”
-8-
2014年9月，杨哥的父亲突然被送到医院抢救，他连夜回了西安的老家，我赶紧打了几万块钱过去。
两周后杨哥电话我，语气低沉：“怎么办，我妈只有我一人了。”
“我知道了，你好好照顾她。”眼泪在眼眶打转。
“你来吗？”几乎是带着恳求的语气。
我憋了几分钟，终于说出：“杨哥，我快28了，穷怕了。”
杨哥沉默良久，几乎哽咽：“对不起，没能好好养你。”
“很好了……很好了……已经很好了啊。”
我挂了电话，躲在公司卫生间，泣不成声。心被掏空了一样。
杨哥走了，回老家了，再也不回来了。
我去给杨哥退房，他的房间东西不多。
我们来上海第一个月开始用的电饭锅。每天靠着它煮着米饭配着榨菜。杨哥说那段日子最苦了，我不觉得，最苦的日子我也不记得了。
我们搬到两居室后在宜家买的电脑桌。一到周末，杨哥就把速度卡到掉渣的电脑放在上面，下载一部电影。我俩带着耳机，窝在床上，搂在一起看到昏昏入睡。
我们在网上买的烤面包机。每天烤上两片蘸着花生酱番茄酱吃得心花怒放，杨哥说我嘴上的酱汁没擦掉。我说是吗是吗在哪儿。他会突然亲上来。
我们刚来上海买的脸盆也还在。搬了几次家都没扔。记得那会儿我忙的五天没洗头，第二天要见客户，我们当时穷的连20块钱的洗发水都不敢买了。我看到了一袋洗衣粉，二话没说就往头上撒，一头扎进脸盆里。杨哥那晚在门外坐了一宿。
我们用过的东西，都还在。
只是我们，早已不在了。
-9-
回到西安的杨哥，生活慢慢安定下来。
我的工作步入正轨，一个人也租得起稍微好点的房子。但我明白，我也会离开上海的，可能明天，可能五年十年后。
奋斗几十年，还不知道能不能买得起一个厕所。随便吧，不想了。
2016年初，杨哥的室友老章跟我说，杨哥要结婚了。
我听到这个消息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关掉手机，挤进了人来人往的地铁，脑袋里想的全是昨晚还没通过的策划案。
上海这个城市，人太多了，每个人都有故事，每个人都很脆弱。可没有什么，能比得挤上高峰期地铁，更让人欣慰的。
我妈常跟我念叨：“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该回来找个人结婚了。”
我说：“好呀好呀，明年春节就带回去，胡歌还是霍建华，您先决定好。”说着说着眼泪花花。年纪大了，泪点也变低了。
春节杨哥举行婚礼，我躲在老家哪儿都不想去。
后来小章跟我说，结婚那天，杨哥喝得烂醉，哭着闹着要到上海吃糊汤粉，你说上海怎么会有糊汤粉呢？
是啊，上海没有糊汤粉。
武汉有，我们大三那年的武汉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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